可靠的股票配资 欧阳修致仕与归隐后的生活：以酒为寄，聊志五乐

蒋星煜认为隐士们的归隐生活可靠的股票配资，在物质基础上一般都是原始化、特殊化、贫穷化的，冷成金更是提出，士人之归隐是寻求精神之解脱，但归隐为其带来的，除了有精神的宁静淡泊，还有无奈、愤懑、辛酸等复杂心态。可以说，这基本符合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归隐生活的总体认知。

然而虽然同为归隐生活，欧阳修却与传统隐士的生活基调不同，不仅在经济基础上有优厚无虞的物质条件，使其减免了许多对于日常生活的担忧，可以流连忘返于田园与五乐之间。

还由于其对于仕宦生活的多年亲身体验、仕隐观的成熟完善以及积极致仕的主动地位，而对进退出处之事也少了许多无奈与不平，有的大多是对归隐生活的闲适自由的得意与赞扬，对于老来孤寂与衰病的倾诉与纾解。这份纾解之情与通达之感全被欧阳修得之心而寓之酒，酒成了其归隐生活中最好的寄托与注解。

一“身闲”与“心雅”的生活基调

对于理想的致仕生活，欧阳修他在《寄圣俞》中便说过：优游琴酒、相逐渔钓、攀跻林壑，这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与山水田园相关，是可以遨游山水、躬耕田园、逍遥物外之“身闲”；一方面是能够纵情诗酒、品味琴书、怡然自得之“心雅”。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欧阳修毕生所追求的，也是他认为的归隐之奥妙所在。

对于山水的喜爱，从他初任西京时轻于政事，好访名山水一事便可看出；到了景祐年间回京任馆阁，他又惦记着江南的山水幽美，希望有一日能够逃离市井喧嚣，一全自己的山水之情（《和圣俞聚蚊》）。这种山水情在其青壮年时期尤为明显，而到了中晚年，他对于遨游山水的执念便逐渐转化为对于田园的亲近与渴望回归的愿望。

在作于嘉祐年间的《归田四时乐春夏二首》中，他目睹了春风三月当头、农夫田居躬耕、鸣鸠布谷上下纷飞、碧山青草相映成趣、杏子初红、黄犊肥美的农家图景，两次发出感叹：“田家此乐知者谁，吾独知之胡不归”。

而他对于快意诗酒琴书、享受文人风雅的追求更不必说，在《六一居士传》中，他直言自己最珍视之物仅有家中的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并将此五物名于号中，聊以志己之乐，并坦言自己致仕之前为政事忧患劳碌，心余力绌，无暇享受此五物之趣，只有致仕得隐，携五物共返于田田，才算得偿夙愿。

由此可见，于山水田园之间得身闲之乐，于琴棋书酒间得心雅之趣才算其致仕归隐的最终目的，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致仕的远离官场、远离世情。

欧阳修之致仕归隐至少享受半禄，平时也必定积累下来了一些养老钱财，因此对其归隐生活来说，大体上是“小富即安”的物质状况，因此，在有了这种不愁温饱的经济基础后，他便在退居颍州后的个人生活中，践行了这种归隐的目的。

既可以携致仕之友亲事农桑，体味躬耕田亩之乐，又可以在田事之余，玩味琴书诗酒，尽得五物之乐（《答端明王尚书见寄兼简景仁文裕二侍郎二首》）。在与韩琦的寄诗中，他对于自己颍州生活“犹须五物称居士，不及颜回饮一瓢”的描写，语气虽然带着自嘲与谦卑，但却有掩饰不住的自得与欣赏之意。

二、欧阳修对酒的态度转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虽然表示尽得“五物”之乐是其志，在归隐后也日日与五物为伴，享受它们带给自己的无穷意味，但是在其笔下，酒的实际地位其实是要远远高于琴、棋、书、金石遗文的。

一方面据欧阳修致仕后的作品统计，他一共描写或提及琴的次数有6次左右，书5次，遗文1次，棋0次，而提及酒的数量则高达35次，远远高于其他四物，他在何时何地都可以举起酒杯，与酒为伴。

另一方面，欧阳修在提及到其他四物时基本上多为简单描写，很少携带深意，但在提到酒时，不仅对酒与饮酒场景进行细节性的描写与刻画：“酒面拨醅浮大白，舞腰催拍趁繁弦”，还在酒上频频予以丰富意趣。

但是纵观欧阳修的一生，他对于酒的态度一直是比较矛盾的。其致仕之前，他对于酒的喜爱与推崇不胜枚举，据苏立《欧阳修诗词中酒的情结》对欧阳修描写酒的诗词统计可知，欧阳修仅在诗词中，便有262处描写或提到酒，平均下来每首诗词中便有1处。

其令人熟知的《答圣俞莫饮酒》就是一篇明确表明自己对于饮酒看法的作品。在此诗中，他先是借由被宋人封为楷模的韩愈的言不由衷、心口不一为例，说明文人作诗既难自洽又费心耗力。

接着表示在做圣贤事、修炼功绩、垂范文章后，饮酒才是成全自己的最好办法，在饮酒大醉之中，万事峥嵘、生死寿夭之事都可以如云烟般消散，使人得到解脱；最后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要成全自己、得到自由与超脱，不要锤炼诗歌而要痛快饮酒。

但与此同时，他也有过很多次直言少饮或不再饮酒的言论，如在《与尹师鲁第一书》表示：“益慎职，无饮酒”；在《答吕太博赏双莲》中，直言：“年来因病不饮酒。”细观其作品，可发现他拒绝饮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迫于经济状况不能饮酒。如景祐二年（1035）所作《与梅圣俞书六》中直言自己想要饮酒却无钱可得；而在嘉祐年间，他再次表明饮酒费钱（《学书费纸》），这个原因基本上发生在其青年时期。

饮酒与做官相对立。一方面花钱饮酒容易与寻欢作乐、不做实事相关联，与为官为民相对，如至和元年或二年（1054-1055）所作的《食糟民》中：“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另一方面酒后容易失言，更易误事，不利于谨言慎行的为官之道，如作于景祐三年（1036）的《与尹师鲁第一书》中，欧阳修听闻近世有人因狂醉失言被贬之事时，告诫尹洙谨慎职事，不要饮酒，并表示自己“亦遵此语”，“至今不曾饮酒，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

饮酒有害于身体健康。如作于嘉祐元年（1056）的《感兴五首》中提出饮酒实为自损；在嘉祐二年（1057）的《与梅圣俞书三五》中他再次表示自己已经年高，饮酒不能如故。这个原因在其衰病加重的晚年时期最为明显。

反观欧阳修在致仕之后，对酒的态度却完全转变，不再对酒有任何排斥，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说酒、饮酒、论酒、劝酒。在归隐后的词作中，很难找到他对于酒一心嗜爱的原因，但结合其致仕前对于饮酒态度的解释，和其致仕后寄托与酒的深意来看，他在归隐之后嗜酒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状况可以负担饮酒之好；其二，饮酒更能符合其归隐后追求自由解脱、洒脱旷达的心理；其三，饮酒虽无益健康，却在一定程度上慰藉了他的老年心态。

三、个人生活总体特点

首先就酒与归隐的关系来看，酒一直是中国古代隐逸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符号。《世说新语任诞》中有言：“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刘伶专为酒作《酒德颂》，极言饮酒对于获得精神之逍遥超脱的作用；阮籍、陶渊明均是以酒为隐，饮中嗜酒。

到了宋代，苏轼更是以《酒隐赋》“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一句明确地对酒隐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孙适民，陈代湘所著的《中国隐逸文化》中更是认为饮酒，是隐士在物质层面最具特色、最关键的一部分，也是隐士的思想性格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当代学者冷成金也对将酒隐列为一种隐逸方式，并直言，这种模式是对于酒隐之前诸隐逸模式的融合与升华。

而欧阳修作为爱酒之人，在尚且为官之时，便对酒隐这一概念深有体会，他羡慕陶渊明归隐后纵情饮酒、不拘小节的生活状况；也赞叹石介气质超俗、以酒为隐，一饮便是数斗的磊落豪情。在遭逢贬谪，仕进之心减弱之时，他便痛快饮酒，在醒醉之间获得解脱之感，将戒酒慎职的警言抛在脑后，被贬夷陵后“倒冠聊酒逸”；被贬滁州时将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快意。

正是由于他想要有闲又可饮酒，但壮年不可得，因此他才会选择致仕归隐，在终老之时安享闲、酒二物。由这些表达不难看出，在欧阳修看来，爱好饮酒、能够痛饮，正是不为官场世事所侵扰，获得精神自由的重要标志，也是归隐生活的一个重要符号，他对于痛快饮酒的一步步实现，正是他由仕到隐的心理转变的过程，因此在归隐后，他便不再拘束，用纵情于酒表达自己的归隐心境。

从另一方面来讲，酒虽然对于其衰病有损无益，但对于乍然致仕、远离京城、离别旧友的欧阳修来说，又确确实实起到了一些慰藉作用。其一，虽然向往归隐已久，但在宦海打拼了几十年的欧阳修来说，入仕与致仕的转变，使他心中仍有几分不舍，而其致仕的直接原因又是备受诽谤与折磨的“濮议”“飞语”事件，使其在白头高位之时不得不退，这让他甚至产生了几分不甘，这些不舍、不甘常常以酒纾解，聊以自慰。

其二，欧阳修已是花甲之年，面对时光蹉跎、衰病渐重、不复年少的身体状况，他不愿、不忍，而年老之时，颍州之地又难见到知心好友，更添孤独寂寞之感，因此他常常与酒为伴，以励身心、以解孤寂，《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中，他以劝酒的方式来鼓舞自己。

《退居述怀寄北京韩侍中二首》中，他又在“酒百分”之余抒发的离群之寂：“放浪岂无力外士，尚思亲友念离群。”由此可见，在不甘、不舍、孤独、寂寞交杂的老年心态下，欧阳修的频频借酒抒怀，不足为奇。

因此，酒对于归隐后的欧阳修，象征着解脱、自由、旷达，从总体上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欧阳修寓情于酒、酒中作乐，这几乎成为了他归隐生活的一个重要符号和象征。这个现象其实也正说明，欧阳修的归隐生活是令他满意与自得的，其归隐心态总体上是平和而达观的。

然而在传统隐士的归隐生活中，尤其是那些由仕入隐、不得仕而隐的群体，他们的总体心态在为归隐而怡然自得之余，总还或多或少地抱有对于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愁苦与辛酸，庄子由于现实社会殊死者相枕、桁杨者相推、刑戮者相望的残酷无道才退求心隐，以期逍遥之游，在此前仍有大量类似于“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关心现实之言。

孟浩然因一时口误惹恼执政者才被仕途排斥，过上云游四海、白首松云的归隐生活，其生平亦有“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之不能入仕之怨；陶渊明也并非生来便厌弃官场、志在田园，其早年也常有“少时壮且厉”“猛志逸四海”的立业之心与报国壮志，其归园田居的最终选择从本质上来看则是一种出世艰难、仕而不得的退而求其次。

因此在大多数隐士的归隐生活之中，快意山水、回归田园的背后，隐藏的是对于“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的愤懑不平、壮志难酬；对于“仲尼既云殁，余亦浮于海”的落拓颓废、怅然若失；对于“退隐无山进乏媒”的黯然销魂、满腹牢骚。

正如冷成金所说的一样，大多数隐士的归隐心态不仅有恬淡、平和与自得，更有辛酸、无奈、愤懑、伤感等多方面的消极心理。而另外地，隐士们贫苦清寒的物质生活基调也加重了这种消极的心态，使他们在身处仕进无望、壮志未酬的精神困境之余，还要常常面临五斗米折腰的生活窘境。

而欧阳修的归隐生活则与传统隐士们有质的区别，一方面在物质生活上没有担忧和烦恼，可以有余钱买酒置田、优游五物；另一方面由于是主动致仕，而且是在仕途宦海中浸染了几十年，尝尽其中酸甜苦辣、起落沉浮之后才主动致仕，并且在致仕前已经享受过身居高位、有所建树的滋味，他的归隐生活便不再有对于未能入仕、未能如愿的愤懑消极。

换言之，其归隐是有所成后的主动型、为了圆满人生的另一种选择，而非大多数隐士无所成的被动型、不得不为的单项选择，因此，其归隐心态是悠然平和、无甚不满、没有执念的。这便是欧阳修归隐生活中的致仕性的突出体现。

四、总结

综上所述，欧阳修在颍州的致仕生活，由于其归隐意愿的强烈和物质条件的充裕，大体上实现和践行了其获得优游山水田园的身闲和纵情五物之乐的心雅的归隐设想。而在其珍视的五物中，酒在其归隐生活中的地位最高，分量最重，代表着他由仕入隐的心理转换，和抛却官场世路之思、获得个人之自由解脱的追求。

同时慰藉了其略有不甘不舍的致仕之感和孤寂畏老的老年心态，至此可以说其归隐心态与归隐基调大致与传统隐士相同。但从本质上来讲，作为致仕官的欧阳修，有着与传统隐士不同的对于归隐选择的主动地位，和对于仕与隐的完全参透与领会可靠的股票配资，因此其归隐心态更加悠然自得、旷达乐观，这正是其致仕官的身份所带来的特质。